贺龙回忆说：“夏曦在白天进行搜捕，夜晚则执行处决。无论是捕捉还是执行死刑，都缺乏确凿的证据，完全是依据名字和口供来定罪。即便是在战火连天的紧张时刻，他依旧坚决推行所谓的‘火线肃反’活动……”
在洪湖的夏日，夏曦经历了数月的血雨腥风，而在这场所谓的“肃反”运动中，竟一次性将超过一万人送上了断头台。
那些侥幸存活的女性同志，其生命得以延续，实因当时敌寇的屠杀策略，先是针对男性，随后才转向女性。当敌军入侵之际，女性往往因反应较慢而得以侥幸逃脱于劫难之外。
在土地革命年代，由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误导，全国各地根据地对“肃反”运动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推行。
这场规模空前的运动涵盖了中央苏区对“AB团”的肃清行动、鄂豫皖根据地的“肃反”举措、闽西苏区针对“社会民主党”的肃除运动、湘鄂西苏区的“肃反”抗争、赣东北苏区的“肃反”措施以及陕北根据地的“肃反”浪潮。
湘鄂西苏区，作为中共中央领导下的三大革命根据地之一，在这场波及诸多苏区的“肃反”运动中，无疑成为了执行政策最为“左倾”、遭受损失最为惨重的地区。正如贺龙将军所指出的那样。
湘鄂西苏区的“肃反”运动，不仅囊括了苏区地方层面的“肃反”举措，亦波及至湘鄂西主力红军第三军的“肃反”措施。
夏曦
夏曦大权独揽
自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圆满闭幕，王明主导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笼罩全局。在此背景下，党中央接连向各革命根据地派遣了中央代表，他们肩负着传达六届四中全会精神的重要使命，致力于对各地党组织进行深刻改造。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夏曦肩负起中央赋予的重任，执掌湘鄂西中央分局的领导职务。
湘鄂西苏区的“肃反”运动之所以演变为一场灾难，给湘鄂西的党和人民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其根本症结在于夏曦抵达湘鄂西后所犯下的严重“左”倾错误，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夏曦，作为湖南新民学会的成员，于1921年毅然决然地踏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大门。在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荣幸地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并曾肩负重任，担任中共湖南区委员会的重要职务。
在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夏曦凭借其卓越表现脱颖而出，成功当选为中央委员，接替李维汉的职务，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一职。次年三月，夏曦再次被赋予重任，出任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的书记。
夏曦并非湘鄂西苏区中首位发起“肃反”运动的人物。在他抵达该苏区之前，由湘鄂西特委书记兼红三军政治委员邓中夏所倡导的“左”倾路线，已在苏区内推行“肃反”，由此导致众多无辜者不幸遭受了错误的杀戮。
邓中夏
3月15日，夏曦抵达湘鄂西苏区。紧随其后，于27日，由夏曦出任书记的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湖北监利县正式宣告成立。
五月，湘鄂西省军委主席团正式成立，成员阵容包括贺龙、万涛、夏曦三位同志，夏曦同志荣任主席。同年十一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夏曦同志亦被委以重任，担任中革军委湘鄂西分会的主席一职。
6月24日，湘鄂西临时省委正式宣告成立。在此重要时刻，崔琪、万涛、彭玉之、杨光华等同志被委以重任，担任常委职务，崔琪同志更是在其中脱颖而出，荣任省委书记一职。
不久后，崔琪前往上海寻求治疗。在这段时间里，由于杨光华经验与声望尚浅，他暂代省委书记一职，随后则正式履新担任省委书记。
万涛接替邓中夏，执掌红3军前委书记与政委的双重职务。湘鄂西省委对邓中夏作出了“最严重警告”的处分，同时剥夺了他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夏曦初踏湘鄂西土地，面对反“围剿”战役的挑战、苏维埃政权的构建、游击战的布局以及经济文化的振兴等众多领域，他倾注了满腔热忱，所取得的成就亦颇为显著。
然而，在“反立三路线”与“坚定拥护国际路线”的旗帜指引下，他未曾深入调查研究，便草率地抹去了湘鄂西党、苏维埃以及红军在漫长斗争历程中积累的成就。他提出“全面改造并加强各级领导机构”的倡议，并对以周逸群、贺龙为首的湘鄂西党组织提出指责，称其为“追随派”、“反共产国际”的党派，认为其实行的策略是“右倾逃避主义”，即消极抵抗、一味逃避的政策。
贺龙
夏曦发起了对富农的反动势力进行的斗争，并着手进行土地资源的重新分配。随着5月中旬的到来，夏曦主持召开了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扩大会议。会议作出决议，以监利县为中心，全面启动了土地资源的彻底平分工作。
在全国各地，执行过程中不仅对富农的财产进行了剥夺，甚至连部分富裕中农的土地与财产也未能幸免，同时，中小商人也受到了严厉打击。这种做法不仅在经济上彻底摧毁了地主和富农，还在肉体上对他们造成了重创，进一步加剧了矛盾的扩大，将自己孤立无援，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贺龙、段德昌等同志坚定地反对这些错误的行动，与夏曦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夏曦为夺取军队控制权并削弱贺龙对红军的领导地位，以省委的名义作出决定，撤销了军、师指挥机构，将红三军改编为五个独立的大团，使其直接受军委分会指挥。
1932年1月，正值湘鄂西省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关键时刻，万涛同志及省委巡视员潘家辰等同仁，因坚决反抗夏曦所采取的误导性措施，不幸受到了打压。中央代表关向应转达了临时中央对万涛、潘家辰等同志的严厉批评，并就其对夏曦的拥护态度作出了明确回应。此事件不仅巩固了夏曦的地位，同时也标志着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湘鄂西地区全面铺开。
在夏曦的领导下，湘鄂西中央分局实施了政治上的“左”倾错误路线，并在组织上秉持宗派主义。这一做法使得众多苏区党和红军的干部，因不赞同、质疑或抵制此错误路线，遭遇了惨烈的打压和迫害。
夏曦开展“火线肃反”。
七月之际，夏曦在上报中央的文件中，无中生有地提及“改组派在苏区内异常活跃”。他推行了带有偏见的宗派主义干部政策，将党内分歧与所谓的“改组派”强行关联。
在执行“肃反”行动中，夏曦及其所率领的肃反委员会，以及各级肃反委员会与政治保卫局，均越过了党委的层级界限。只要夏曦、杨光华等少数分局领导人同意，便可以行使逮捕、处决的权力，甚至对高级干部进行捕杀。
1932年5月，湘鄂西苏区揭开了首次“肃反”运动的序幕。起初，这场运动仅限于地方层面，但随后它的影响力逐渐扩散，波及到了红三军。
最初，湖北天汉县委军事部副部长的杨国茂不幸遭到了敌营长张锡侯的诬陷。在此危急关头，夏曦与杨光华未及深思，便草率地将杨国茂划定为“改组派”，并最终对其执行了极刑。
随即展开了猛烈的审讯，一举擒获众多“改组派”分子。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便将全苏区的反革命势力连根拔起，彻底摧毁。
在湘鄂西地域，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中，约有九成来自改组后的派系。即便是在省委常委这一层级，也出现了两位被指控为“反革命”的干部，另外，还有一位候选人的身份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注与疑虑。
夏曦等人在湘鄂西地区对各级党组织进行了无端的诬陷，指责其为“打着共产党名义的反革命团伙”，此行径进而导致了多起县委机构的被迫解体。
不久之后，红军第三军团亦受到了“肃反”运动的波及。夏曦将28名团级以上干部视为“重要反革命分子”。
红八师特务队长因违纪行为擅自宰杀牲畜，在审讯过程中如实承认自己属于“改组派”。
翌日，红八师参谋长胡慎己不幸被捕，不久后，这位英勇的将领亦英勇牺牲。
随着文家墩战役的硝烟渐渐散去，夏曦对红三军的参谋长，同时也是红七师的师长孙德清，以及红七师的政治部主任孙之涛（亦称孙子涛）进行了拘捕。
尽管“肃反”行动已经全面铺开，但临时中央仍旧觉得有所缺憾，认为“两条路线的斗争尚显不够充分”，这加剧了湘鄂西苏区“肃反”运动的激烈程度。
夏曦此后逐渐展现出更为专断的个性，其决策往往由个别或少数人一手操持。对于持有与临时中央相左意见，或对他个人存有微词之人，他常给予“反国际”、“反中央”、“反中央分局”等标签，并指责他们为“改组派”或“第三党”。
根据湘鄂西中央分局于1934年9月15日呈递的文件，在首次针对“改组派”的斗争中，湘鄂西苏区各级党政军干部共逾千人沦为阶下囚，其中被判死刑者逾百人。但事实上的死亡人数实则远超这一统计数据。
贺龙回忆：
夏日白昼，夏曦行拘；入夜，则施行秘密暗杀。其所作所为，无一证据可循，全赖个人之指认与严刑逼供。即便在战事最激烈的关头，亦不顾一切地强行推行所谓的“战场肃反”。
夏曦在洪湖的烽火连天中浴血奋战数月，但在这场“肃反”的激战中，他亲手染指的生命已累计超过万人。
至今幸存下来的几位女同志，她们得以存活的唯一原因，不过是当时那残酷的杀戮规则遵循着先杀男性后及女性的顺序。在敌军突袭的混乱中，她们未能及时组织有效的抵抗，这才侥幸得以苟且偷生。
在首轮“肃反”运动中，夏曦对湘鄂西苏区及红三军的高级领导层造成了严重打击，受害的高级干部人数极为众多。
他们之中，有湘鄂西苏区的重要创建者，亦为红军的奠基人之一——万涛，曾担任红三军前敌委员会书记及红三军政治委员的职务。同时，还有湘鄂西省委的委员，以及湘鄂边特委的负责人——周小康。周小康实施了过激的“肃反”运动，在湘鄂边地区无辜屠杀了大量干部。然而，最终他也未能幸免，被夏曦和杨光华所处决——详见注解。
省委委员尉士筠
张宗理，宜昌特委书记。
湘鄂西苏维埃共和国工农监察委员会的副主席，同时也是党校的校长，由侯蔚文同志担任。
刘革非，湘鄂西苏维埃副主席。
彭之玉，苏维埃党团书记。
潘家辰，省委巡视员
张昆弟，湘鄂西总工会党团书记。
在红军第三军团中，孙德清同志，一位既是红军第三军的参谋长，亦担任第七师师长，不幸遭遇捕杀，成为令人痛惜的牺牲者。
红六军初创之际的杰出创始人之一，红八师的师长——段玉林，同样声名显赫。《湘鄂西红军斗争史略》贺彪著。。
在经历残酷的刑讯折磨之际，省委巡视员潘家辰的右手不幸遭受骨折。然而，他至死未曾屈从于所谓的“改组派”指控。在极端的压力下，他甚至痛呼要求对方以刀割开胸膛，以便验证其心脏之色，究竟为漆黑还是鲜红。
红九师政治部主任戴君在被击昏后，向湘鄂西省委代理宣传部长庄东晓哀求道：“愿我早日离世，恳请您为我及同仁洗刷这莫须有的冤屈！”庄东晓：阐述历史教训
英勇献身的湘鄂西苏区奠基人周逸群，亦不幸被夏曦诬称为“改组派领袖”。
随着“肃反”行动初露锋芒，成效初显，12月19日，省委书记杨光华向中共中央递交了一份报告，却意外地在其中错误地宣称周逸群并未离世，且曾秘密与蒋介石有过会晤。
周逸群
第二次“肃反”运动
1932年6月，蒋介石调动了十万精锐部队，对湘鄂西苏区发起了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第四次“围剿”。此次战役南北夹击，分别在襄北与襄南两地同时展开，旨在将红军第三军挤压至长江与襄河之间的狭小空间，进而予以围困与剿灭。
在临时中央“左”倾错误路线的误导下，夏曦犯下了重大错误。他提出了“寸土必争”、“誓夺平汉线”等错误口号，限定红军只能进攻宜昌、沙市、岳州、武汉等大城市，严令禁止攻打小规模据点。这些决策导致红三军遭受了惨重的伤亡，反“围剿”斗争最终以失败收场，湘鄂西地区的多个革命根据地也遭受了严重破坏。
夏曦坚信，洪湖苏区之所以遭受挫折，其根本原因在于“改组派”及其反动势力的破坏活动。因此，她依然坚定地主张继续执行“肃反”政策。
因突围途中电台的失落，红3军与中央苏区的通信联系完全中断，使得固执己见的夏曦更加随心所欲，独断专行。
在八月中旬的尾声，第二次“肃反”运动于湖北京山县的六房咀正式拉开帷幕，直至漫长的长途跋涉告一段落。
行军路上，环境恶劣，物资极其稀缺，战士们只能以柿子、核桃、高粱杆等物来缓解饥饿。但夏曦并未因此而减缓步伐，他对“火线肃反”的执着依旧，不时地执行着严酷的处决。
在洪湖突围的关键时刻，由于苏区党政机关未能全部撤出，故而“火线肃反”行动主要针对的是在艰苦的转战过程中依然坚守岗位的红三军战士们。在这过程中，一些指挥官即便在激烈的战斗中身负重伤，却在撤退途中因误会被错误地判定为“改组派”成员，最终遭受了不幸的杀害。
在“火线肃反”运动中，夏曦果断对所谓的企图引诱第七师脱离队伍的红七师师长王一鸣、政治委员朱勉之，以及湘鄂西军委分会参谋长唐赤英等人实施拘捕，并最终将他们执行了极刑。
红三军教导第一师参谋长董朗，被誉为“文武双全，实为罕见的军事英才”，却不幸于当年11月错陷江陵县沙冈之劫。
依据湘鄂西中央分局于1934年9月15日呈递给中央的汇报，此次“肃反”运动期间，共有241人被捕，其中14人被判处死刑。然而，实际的统计数据显然要远超此数。
柳直荀
曾任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和红六军政委的柳直荀，对夏曦肆意滥杀无辜的行为表示了坚决的反对，并特地致信进行质问。但夏曦却将柳直荀视为“危险分子”。
杨光华捏造罪名，恶意指控柳直荀是红三军“改组派”的领导人，并在撤离洪湖的关键时刻，对其进行了残酷的杀害。
在紧急撤离洪湖苏区的关键时期，夏曦下令，要求政治保卫局对在“肃反”行动中逮捕的所谓“犯人”做出处置。其中，一半人被判处死刑，另一半则被装入麻袋，绑以巨石后投入湖中。此举引发了农民们的极大恐慌，他们不敢再湖中捕鱼，因为湖面上频繁打捞出的往往是尸体，湖水也因此变得暗淡，弥漫着恐惧的气息。庄东晓：历史教训需明确。
夏曦、杨光华等人的行为，竟置后方机关、干部与民众于不顾，匆忙间将他们遗忘，致使众多无辜者惨遭国民党军队的残酷虐杀。
杨光华，作为湘鄂西省委的书记，原本是夏曦一手栽培与擢升的得力干将。然而，在敌军步步进逼的危急关头，他却携带公款擅自逃离战场。这一行为，对夏曦来说，无疑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夏曦企图对屡次对她发起批评的贺龙实施报复，进而迫使对方撰写一份声明，宣称：
“你在国民党内声名显赫，历任旅长、镇守使等要职，改组派正是看中了您的广泛影响力，期望能借重您的崇高声望，以推动我们的行动。”
贺龙回击道：
“民国十二年，我任常德第九混成旅旅长之时，你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的身份与我会面，并要求筹集十万巨款。然而，你如今犯下诸多罪行，却自称是共产党员？”
使夏曦很尴尬。
在部队转移至商南竹林关的途中，夏曦不慎透露了苏区中央局在九月发布的，致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电文内容。
此电报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共同签署，针对夏曦所主张的分兵策略作出明确回应。其主旨鲜明，强调红三军应集中兵力，运用机动的游击战术，分阶段击败敌军，而非采纳夏曦所提倡的“分兵作战与持久战”理念。《周恩来军事文选》卷一。
左起：关向应、贺龙
贺龙与关向应对于夏曦采取的封锁中央局电报的措施，均感到极大的不满，因此联名向夏曦提出了强有力的抗议。
“这把枪我还有一把，你有没有兴趣？若你真有意，我可不是那么容易就放手，这可是我在任营长期间所得的战利品。”
鉴于贺龙在红三军中享有崇高的声望，夏曦不敢贸然对他采取任何行动。
1933年开年之际，位于湘鄂边界的毛坝之地见证了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的召开。贺龙同志提出，应全力以赴振兴湘鄂边根据地，夏曦同志对此表示支持。然而，他在整顿红三军及暂停“肃反”行动的问题上持有不同意见，坚持在红三军内部推行“清党”措施，并继续执行“肃反”政策。
关向应力对贺龙表示了崇敬之情，但夏曦却对他提出了“右倾”的指控。
夏曦发言于第二次毛坝会。
“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王明同志的指示精神。……在未来的工作中，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推进大规模的肃反行动，并解散现有的党组织与共青团组织，从而打造一支全新的红军队伍……”
夏曦提议解散党组织并另立全新的红军，此提议立刻遭到了贺龙、段德昌、宋盘铭等人的坚决反对。
夏曦独揽“最终决策权”，即便周围众说纷纭，只要中央分局中哪怕仅有一人表态赞同，书记的决策便须无条件的予以执行。此规定不容置疑，必须严格遵守。贺龙：《红二方面军纪》。
1933年二月，红三军抵达巴东县金果坪，夏曦果断发布了解散党团组织的指令，同时明确指出“省苏维埃已被反革命势力所操控，沦为了一伙团伙”。
他创立了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表面上成员阵容包括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等七位要员，但实则，委员会的权力核心牢牢握在担任主席一职的夏曦手中。
夏曦对红三军以及地方和游击队内的所有共产党员进行了全面且深入的清洗，并对党员名单进行了重新整理。经过这一番整顿，红三军和地方组织中仅余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四人，勉强还能称之为党员。
卢冬生
卢冬生，肩负中共中央派遣的交通员重任，在经历第三次“肃反”运动的洗礼后，荣膺红七师师长之职。他出身于工人阶级，凭借这一身份，得以保全了自己的党籍。夏曦时常对他参与中央分局的扩大会议设置限制，即便偶尔准许他出席，亦常剥夺他发言的机会，他参与会议的频率不过半数。
政治架构已被废除，党在各层级的基层组织普遍遭遇了崩溃之境。
踏入1933年的金秋时节，在贺龙与关向应的坚决斗争中，夏曦最终同意对红军内部的党员进行重新登记，这一举措为重建党的组织体系和政治架构奠定了基础。
历经四次“肃反”运动，红三军的兵力锐减，仅存3000余人。
1933年3月，第三次“肃反”开始。
夏曦明确指出，原湘鄂边地区的党政军领导职位已被改组派全面接管，该派系的领军人物包括周小康、陈协平、杨英和王炳南等人。在段德昌和宋盘铭联名上书建议重返洪湖之时，夏曦便迅疾将段德昌斥为“红军分裂分子”，断言其行为系“改组派意图破坏湘鄂边苏区发展路线”的阴谋，并强调必须对其采取“坚决打击”的措施。
首日便抛出指责，次日便对段德昌实行逮捕，紧接着在金果坪举行所谓的“公审”，最终残忍地将其夺去生命。
段德昌
段德昌同志于1925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的杰出毕业生。他不仅是彭德怀同志的入党引路人，更曾身兼数职，担任红六军政治委员、军长，新六军军长，以及红九师师长等要职。
段德昌毅然决然地对夏曦的错误见解展开坚决的抗争，他坚定地表示：
“昔日中央派遣邓中夏，导致局势陷入一片混乱；今番再度派来夏曦，他却对军事毫无了解，行动上摇摆不定，对我们缺乏切实的指导，只是不断要求我们全力以赴。”《湘鄂西红军史》
在临被捕的危急关头，段德昌预感到了即将降临的厄运。于是，他手抄了于谦《石灰吟》中的名句：“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并将这些诗句粘贴在石洞的墙壁之上。
段德昌英勇就义，慷慨陈词。
“作为党的忠诚一员，我段德昌将个人生死毫无保留地献给党，誓不让洪湖的父老乡亲感到失望！历史终将作出公正的裁决。”
1952年，我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颁发首张烈士证，段德昌同志荣膺此殊荣。
在第三次“肃反”运动的汹涌浪潮中，湘鄂边红军及苏区的重要缔造者之一，红九师的参谋长王炳南不幸被害。
王炳南被害前怒斥：
“我还未确定将归属于何派，便遭遇了这突如其来的不幸，实在是无辜至极！”
王炳南遇害，长子亦遇难。
在第三阶段的“肃反”运动中，其影响范围广泛深远。据中央分局向中央提交的报告中披露，共有236名人员被捕，其中56人最终被判处死刑。湘鄂西分局报告。
实际上，被捕或遭受不幸的人数大大超过了这一数字，估计可能已超过千人。
1933年春末夏初，随着第三次“肃反”行动的余波尚未完全平息，第四次“肃反”运动的序幕随即拉开。该运动一直持续到1934年的春季。
依据1934年9月15日该分局呈报中央的资料，共计逮捕了172名人员，其中41人被判处死刑。湘鄂西分局报告。
鉴于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宋盘铭在实践活动中坚定地抵制了夏曦所倡导的“清党”错误路线，他因此遭到了夏曦的无端指责，被冠以“改组派”领导者的罪名。在有关宋盘铭在上海结识的友人中有人叛变的情报传出后，夏曦趁机将宋盘铭逮捕，由此揭开了第四次“肃反”运动的序幕。
宋盘铭在贺龙的力保下得以暂时解脱，而夏曦却一心想要将其除之而后快。贺龙趁机将他释放，却不幸让夏曦察觉，结果不久后，宋盘铭再次被拘捕。
1933年12月29日，宋盘铭蒙受了“公审”的羞辱，最终惨遭杀害。贺龙曾感叹道：
宋盘铭堪称一位杰出的同志。然而，在涉及宋盘铭的处理问题上，我投下了唯一的不赞同票。若当时关向应（即小关——注）能够更加坚定自己的立场，或许便可避免这一悲剧的发生。红军在肃反运动中出现的扩大化错误，夏曦固然难逃其责，关向应亦需承担相应的责任。《红二回忆》
关向应在这一阶段，对王明所推行的“左”倾错误路线深感痛惜。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于延安疗养之际，曾向毛泽东同志坦诚地表达了自己所犯的错误。
在第四次“肃反”运动的狂潮中，叶光吉，其担任红七师师长的时间不过短短两个月，而红七师的政委盛联均，亦同样未能幸免，最终不幸牺牲。
曾力挽狂澜，拯救夏曦于危难之际的红八师二十二团团长贺炳炎，在1955年荣获上将军衔。然而，他却因与一位所谓的“改组派”成员共进餐之故，被错误指控为“改组派”成员，最终遭受了开除党籍与隔离审查的双重处罚。
继贺炳炎所部在团级战斗中遭受挫折后，师长卢冬生向夏曦提出请求，期望他能将贺炳炎调任指挥一职。面对重任，贺炳炎临危受命，指挥部队发起了反击，并最终赢得了辉煌的胜利。战事落幕，贺龙与关向应向夏曦表达了他们的看法，这才让贺炳炎得以卸下肩上的重负。
贺龙以其崇高的声望，成功从夏曦手中拯救了无数生命。在解放之后，担任江苏省军区司令员的刘林，正是在生死攸关之际，被贺龙及时察觉并拯救。
王尚荣、黄新廷、谭友林、贺彪、杨秀山、谷志标等，均在贺龙的英勇救援下，从夏曦的剑刃边缘化险为夷。（谷志标：《那段令人难忘的岁月》，《贺龙与川东南的往昔》）。
红军将领问夏曦：
“那些为创立红军和苏区英勇献身、不惜抛洒热血的英灵，又怎会沦落为反革命？”
夏曦荒谬地答道：
“此类人投身革命，实则心怀颠覆革命的图谋；他们在壮大红军的同时，暗中却试图削弱红军的实力；他们构建根据地，实则意图最终将这些坚实的据点予以摧毁。”
红三军连队的连长与指导员在屡次晋升后，却接连不幸遭遇捕杀，此类悲剧反复重演，连绵不绝。夏曦的行动热情之盛，已达令人难以置信之境地，连其身边的警卫员亦感惊讶。最终，夏曦亲自下令，竟将三人处以极刑（据黄远新《对湘鄂西肃反扩大化的回忆》所述）。
深受夏曦信赖、手握“肃反”生死大权的政务处长姜琦，却在1933年的第四次“肃反”运动中，暴露出其真实身份，竟为国民党特务。
姜琦在红3军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几乎无人能出其右，仅次于夏曦。他常随身携带一本小册子，每当对某人的“改组派”身份产生怀疑，便会将那人的名字记录下来。一旦夏曦点头同意，他便毫不犹豫地将之逮捕并执行死刑。
夏曦惊悉，自己最为信赖的人竟然是国民党特务，怒火瞬间燃起，立刻下令逮捕姜琦。姜琦意识到事已败露，于深夜时分潜逃，却不幸被负责守卫的战士击中，最终不幸丧命。红3军由此成功消除了一个巨大的安全隐患。
自1932年5月至1934年7月，中央正式发布停止“肃反”活动的命令期间，湘鄂西苏区以及红三军内部共实施了四次声势浩大的“肃反”行动。在湘鄂西中央分局于1934年3月17日呈递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总计逮捕的人数超过三千名，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党苏干部被怀疑与改组派有关联。”
数字远超此数。
经过四次“肃反”运动的洗礼，原本规模达两万余人的红三军，其成员数量急剧缩减，仅余下3000余人。《湘鄂西红军斗争史略》一书中，贺彪详述；同时，萧克在其撰写的《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一文中指出，实际参与人数竟超四千之众。。
红军第三军的武器装备日益捉襟见肘。据国民党方面的资料记载，至1934年11月，当时在湘西一带流动作战的贺龙部队，拥有的枪械数量大约在二三千支左右。（《国民党军队对红军长征的追击与阻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史料选辑》）此刻，人均所持的枪械尚不足一支。红三军的实力仅堪比两个团，已处在了毁灭的边缘。
谢觉哉、王定国夫妇
谢觉哉曾执掌湘鄂西临时省委秘书长的重任，荣列湘鄂西苏区的“四大文豪”之中，与周逸群、万涛、孙之涛齐名。他运用诗歌这一形式，对夏曦在湘鄂西苏区开展的“肃反”运动进行了深刻的描绘与抒发：
‘好人’不比‘坏人’贤，
一指障目不见天。
抹尽良心横着胆，
英贤多少丧黄泉。
愚而自用成光杆，
偏又多猜是毒虫。
一念之差成败异，
教人能不战兢兢？
自残千古伤心事，
功罪忠冤只自知。
姓字依稀名节在，
几人垂泪忆当时。
黑名单上字模糊，
漏网原因是被俘。
也须自我求团结，
要防为敌作驱除。
纠正红3军肃反错误
1934年6月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黔东沿河县枫香溪举行了一次关键会议，对该地区“肃反”运动中过度扩大化所引发的严重后果进行了初步的总结与深刻反思。
本次会议对红二军团的历史进程具有深远影响，它标志着纠正夏曦“肃反”扩大化错误的重要举措正式拉开序幕。这一行动的开展，确保了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建立湘鄂川黔边新苏区的决议得以顺畅执行，进而成功挽救了红三军的命运。
夏曦常沉默消极。
7月22日，湘鄂西中央分局收到了中共中央于5月6日发出的指示信。信中，对夏曦等人过度扩张“肃反”行动、擅自解散党团组织的错误举措进行了严肃批评，并明确要求立即终止此类不当的“肃反”活动。
8月4日，湘鄂西中央分局的会议在夏曦的主持下召开。在随后的决议报告中，夏曦坦率地揭示了“肃反路线”中的失误，并宣布取消第五次“肃反”计划，这一举措标志着持续两年多的错误“肃反”行动正式画上了句号。
10月24日，任弼时、王震、萧克等杰出将领率领的红六军团，与贺龙所指挥的红三军在贵州印江县的木黄地区，成功实现了辉煌的胜利会师，重组为红二军团。
初展11月序章之际，伴随着湘西北战略要地永顺县城的胜利攻克，两军即刻召开联席会议，对夏曦同志的错误进行了严肃而深刻的批评。
当时对夏曦的部分指控显得不太适宜，比如仅凭推理便将他贴上“取消主义”的标签。在组织内部，他所担任的所有职位亦被一概撤销。
夏曦承认了错误：
“我在湘鄂西地区执行‘左’倾路线及过度实施肃反政策的过程中，对由此产生的种种错误及严重后果，承担着主要责任，理应接受相应的责罚。”
他提了意见。
“我非间谍之徒，亦非有意损害革命之志，实乃因路线执行过程中出现重大失措。”（黄远新：《湘鄂西肃反扩大化之忆》）
夏曦还说：
我深刻认识到自己犯下了严重的失误，尽管如此，我依然坚定不移地践行了四中全会的决议精神。
“唯有像陈独秀那样舍弃苏维埃和红军，方才可称之为取消主义。”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
11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来电中对夏曦同志的问题作出了重要指示，明确指出其“严重错误”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其在离开湘鄂西苏区后，缺乏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坚定意志；二是肃反工作中，出现了随意捕杀的极端行为；三是取消了党与群众之间的组织联系。
1935年1月27日，在湖南大庸县丁家溶的地点，任弼时主持了一场红二军团党的积极分子的重要集会。在此次会议上，他针对夏曦所犯的错误，进行了详尽而系统的剖析与批判。
夏曦虽有失，但将其行为一概归咎于取消主义，实属言过其实；内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固然是必要的，但所形成的组织结论却显得不够恰当；夏曦理应保留其领导职务，通过实际行动来改正自身的失误。
夏曦在遭遇批评后，很快被委派至基层，投身于地方事务。翌年五月，他荣获任命，担任红六军团的政治部主任之职。
夏曦在践行中持续不懈地探寻改正过失的道路，对于湘鄂西苏区“肃反”运动中过度扩大化的现象，她痛心疾首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每当我重温那段记忆，愧疚之情便如潮水般涌上心头，那是一笔我无力偿还的沉重债务。
1936年2月28日，夏曦于贵州七星关渡河之际，不幸遭遇溺水事故，不幸离世，年仅35岁。
炎炎夏日，夏曦不幸不幸落入水中的那一刻，一位战士目睹了这一幕。然而，鉴于夏曦过去在“肃反”运动中曾犯下滥杀无辜的罪行，战士们对他心怀愤怒，无人愿意出手相救。
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发展阶段，夏曦力主推行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政策导向，对原有领导层所取得的成就予以抹杀，并采纳了带有明显宗派倾向的干部选拔及管理措施。
他置贺龙等人的异议于不顾，自1932年5月起，在连续发动的四次肃反运动中，以“改组派”、“第三党”等无端罪名，残酷地处决了包括段德昌在内的众多红军高级指挥官，对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以及红军队伍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
夏曦一生，贺龙评：
夏曦，两头小，中间大。
萧克评价道：
夏曦曾感慨：“欲求两全，反致中道而衰”；自调入红六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之职，他的工作业绩斐然。我和王震同志对他均怀有深深的敬意，直至他英勇捐躯，他始终保持着卓越的工作表现。
尽管在进程的中段出现了偏差，这主要归咎于执行了六届四中全会的错误方针，特别是肃反扩大化的失误。然而，在此期间，我们亦不宜全然抹杀其作出的贡献。比如，枫香溪会师后，黔东特区的创立便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业绩。至于肃反问题，自中央对湘鄂西分局进行指正之后，相关责任人已经及时进行了改正。
“肃反”扩大化原因深。
中国共产党内部展开的“肃反”行动，深受共产国际的深刻影响。1930年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于扩大会议上正式作出决议：
“各国共产党坚决抵御社会民主派的挑战”，“必须无情地揭露那些假借共产党旗号、以极右翼分子和托洛茨基主义分子为先锋的社会民主派代表。”
1930年六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中国事务作出决议，其中明确指出：
面对国民党和军阀的挑战，我党必须将斗争的重心指向改组派、第三党以及胡适派。
1931年8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正式发布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议案》中，明确且坚定地阐述了：
“中国共产党务必全力以赴，致力于深入剖析右倾机会主义的种种论调。无论是在理论层面的探讨，还是在实际操作的层面，都应坚定地与右倾机会主义保持鲜明的对立态度。”
依据共产国际的决策与指导，中国共产党在1930年上半年发起了针对取消派的斗争，并全面展开了肃清反动势力的行动。中央苏区作为先锋，率先启动了肃反运动，针对所谓的“AB团”与“改组派”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王明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结束后，以王明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团，明确提出在苏区内需“下定决心”抵制取消派及AB团的企图。在这样的背景下，共产国际针对“右倾”、“改组派”、“AB团”及“第三党”等反革命势力的批判指导意见，遂成为王明及其同志发起苏区“肃反”运动的行动指南。
1931年2月23日，中共中央向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以及各特委和地方党部发布了一封重要指示信，其中着重指出“AB团”及其改组派、第三党均为反革命势力的得力助纣为虐者，“若不彻底肃清党内积弊，则战胜敌人将无从谈起”。王明：《全力推进中国共产党向布尔什维克主义迈进》
9月20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并对外发布了《关于因工农红军成功突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日益深重而提出的党的紧急任务》决议。此决议案，系王明在上海启程前往莫斯科途中亲自执笔草拟。毛泽东曾明确指出，这一决议的通过，标志着王明路线“从理论层面迈向实践，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广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首个纲领性文件。《中选》第7册。
王明及其同仁在此份承载着“纲领性”地位的决议案中明确提出，红军应致力于“将苏区拓展至中心城市”，并积极推动“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毫不动摇地抵制那些被认定为“当前主要威胁”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
1931年四月与六月，肩负领导中央特科重任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向忠发，先后在武汉与上海落网后，不幸叛逃。顾顺章与向忠发的变节行为，对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九月，王明挥手作别繁华的上海，踏上了通往莫斯科的漫漫长路，肩负起领导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重大使命。
在上海之行即将画上句点之时，遵照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指导，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等六位同志脱颖而出，成为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新成员。在这六人中，博古、张闻天和卢福坦荣幸地被任命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明同志慧眼识珠，任命年仅24岁的博古同志担任总负责，此决定亦得到共产国际的赞同与肯定。
博古
此次人事变动不仅为博古等同志坚定不移地推行“左”倾教条主义路线提供了坚实的组织支撑，更为各苏区“肃反”运动的广泛深入打下了稳固的组织基础。
以博古为领袖的中共临时中央坚定地执行了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方针。1932年1月9日，临时中央发布《关于在省或数省率先实现革命胜利的决议》，明确强调“务必坚决推进肃反行动，彻底铲除阶级异己分子”。
1月12日，临时中央发布了《关于同苏区内反革命团体斗争的决议》，明确指出：“近期，苏区内陆续暴露了AB团（中央区）、社会民主党（闽西）以及改组派（湘鄂边、鄂豫皖）等反革命团体的活动及其阴谋诡计。”决议向各苏区下达了明确指示：“苏区的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必须对这些反革命团体展开最坚决的斗争。”同时，强调各苏区“应有序、系统地开展肃反工作”，以有效应对“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
在中央对“肃反”问题作出决议之前，夏曦便已率先对一批“改组派”成员实施了逮捕。但临时中央发给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信中，对分局的工作进行了指正，指出“尚未开展系统的肃反行动，政治保卫局实际上并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你们的苏区内，同样存在众多国民党改组派、第三党、AB团、白极会、硬化会等反革命组织”，并强调“必须迅速将这些组织彻底铲除”。（参考中共中央书记处编纂：《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
在临时中央的持续推动下，1932年1月，湘鄂西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作出决议，正式将“肃反”议题纳入议程。会议明确指出，“苏维埃政府对肃反工作绝不能有任何松懈”，并强调需“加强红军内部的肃反工作力度，彻底清查并剔除红军中的异己分子，并立即付诸实施。”
尽管“肃反”政策源自中央的颁布，但各根据地的主导领导人的政治素养与对政策的理解与运用能力，对“肃反”所带来的损失程度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与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相比，湘鄂西苏区在“肃反”运动中承受的后果尤为惨烈，几乎堪比一场灾难。中央分局书记夏曦对于这一事件的严重后果，负有不可推卸的、沉重的责任。
夏曦品行不端，趁机利用掌握“肃反”大权的便利，炫耀自己的权威，滥用手段，甚至趁机报复他人，排挤异己，由此引发了广大干部与战士的普遍不满与怨言。
贺龙回忆说：
战士们目瞪口呆。
“为何党内屡次出现如此激烈的‘左’倾派别斗争和内部损耗？原因众多且交织复杂，涉及派系纷争、路线差异，还有个人品德上的重大瑕疵。夏曦在这些方面均存在显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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